作者：易闻晓（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贵州事件

　　赋发端于战国，兴盛于汉代。赋论则起于汉人《诗》学本位的赋作批评，并不承认赋体的自立。汉代赋论构造了《诗》《骚》及赋的流变系统，以班固之论为代表，《两都赋序》谓“赋者古诗之流”，实际上也视《骚》承《诗》，而赋承楚《骚》，则亦《诗》之流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以“不歌而诵谓之赋，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”，则所谓“古诗之流”，是以《诗》六义之“赋”看待赋体创作。赋、比、兴与风、雅、颂相为表里，赋也具有讽、颂的功用，在《诗大序》六义中，则独标讽旨。汉人论《骚》亦本讽义，同于《诗大序》的立场。《汉志》又谓屈原、荀子“皆作赋以风，咸有恻隐古诗之义”，前此淮南王刘安作《离骚传》(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取之)，也说《离骚》间取风、雅，王逸《离骚序》更谓“依诗取兴，引类譬喻”。

　　但在汉人赋论中，汉赋却已丧失《诗》义讽谏。《汉志》既视屈《骚》承《诗》以讽，然“其后宋玉、唐勒，汉兴枚乘、司马相如，下及扬子云，竞为侈丽闳衍之词，没其风谕之义，是以扬子悔之，曰‘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’”。班固在《典引序》又谓司马相如赋“但有浮华之辞，不周于用”，此前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已指相如“虚词滥说”，然终归节俭，不害讽谏。在《诗》学讽谏，本是发情止礼，兼用比兴。然自宋玉承《骚》为赋，弃情叙物，汉大赋承之，亦非兴情。章炳麟《国故论衡》谓“风、雅、颂者，盖未有离于性情，独赋有异”，固未“动人哀乐”。汉人指赋失讽，亦在弃情乏兴，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亦谓“诗人什篇，为情而造文，辞人赋颂，为文而造情”，汉赋本非抒情，不当以《诗》概之。同书《比兴》篇则指汉赋“日用乎比，月忘乎兴，习小而弃大，所以文谢于周人也”。汉赋弃情，本不用兴，以《诗》例赋，则赋无所取。在以上否定性的批评中，赋体自始即已丧失自立的地位，后世赋论仍之，卒无改变。

　　首先需在《骚》、赋传承的基础上辨明《诗》与《骚》、赋体制之异。赋论自汉以来都以赋承于《骚》。所谓“赋者古诗之流”，关键在于《诗》《骚》源流的预设。但《诗》《骚》异体，晚清姚华《论文后编》谓屈《骚》楚辞“不受桎梏，自成闳肆，于《诗》为别调，于赋为滥觞”。《诗》《骚》之别，要归异体，体制的形式规定乃是文学之本。人们依照一定的形式认识和反映世界，形成不同的学科，例如数学和艺术，对象都是客观世界，而其所以不同，根本在于人们认识和反映世界的形式之别。《诗》四言分章合乐、重章叠句的集体咏唱或伴舞表演，乃是出于礼制规定的国家行为，其主题、章句、字词都可能数经改易，相反的却是《离骚》摆脱一切礼制形式制约的个体自由抒发，它或取于楚地徒歌的形式却是句式长短不齐的一顺敷陈，没有国家典礼的规定以及乐师、舞者的合作，也唯此才能挣脱《诗》制的“桎梏”而“自成闳肆”，正是赋体铺陈的滥觞。

　　其次则在《诗》《骚》体制之异的基础上分辨二者主题和表现内容、表现手法乃至语词运用等表面的相似，不可但凡内容字句相似，就指《骚》祖于《诗》。实际上班固和刘勰赋论在肯定《诗》《骚》传承的同时也指出二者之异。班固《离骚序》谓《骚》“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，皆非法度之政、经义所载”，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辩骚》则褒贬各半，指《骚》称尧、舜、汤、武并“忠怨之辞”及“比兴之义”同《诗》，而《骚》及屈辞他篇“诡异之辞”“谲怪之谈”“狷狭之志”“荒淫之意”则指“异乎经典者也”。实际上唯以“诡异”“谲怪”的“虚无之语”预导汉赋“凭虚”的铺陈，不同于《诗》篇“现实主义”倾向；“狷狭”则以怨怼激发迥异《诗》篇“发情止礼”的“主文谲谏”；“荒淫”则不拘礼而惟适己志，乃是异乎《诗》制群体性呈现的个体创作。他如当代《诗》与《骚》及楚辞的比较，在时间先后和“先秦文学”的历时性视域中，后承于前视为必然，凡祭祀、女性、婚恋、动植等等一切方面，都可以作为比较的主题，在不考虑体制之异的情况下，很难说明《骚》承于《诗》。至于《诗》《骚》及楚辞或有语词相同相似，则多属汉字共用或南北表达同然，所谓“祖述”的指认多不成立。

　　再次则相对于《诗》关现实的讽谏，《骚》及楚辞“虚无”以至汉赋“凭虚”的夸饰，正是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，需要出脱《诗》学征实的正面阐发。汉赋“凭虚”，“其本质要义是显示炫耀，其叙述视角则假托虚拟，其主导倾向为夸丽藻饰，其虚夸目的在悚动人主，其才学施为在虚设空间，其铺排充实在名物事类，其祖述取用在殊方异物”（易闻晓：《汉赋“凭虚”论》，《文艺研究》2012年第12期）。与赋体凭虚夸饰相关而与《诗》讽谏相对的是颂的问题。讽、颂并在六义，然《诗大序》偏主讽旨，汉人论赋亦然。晚近林纾《春觉斋论文·流别论》谓“立赋之体”为颂而“达赋之旨”为讽，前者是谓赋体颂用，后者则是赋家作赋的主观意识。例如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整体为颂，只是“曲终奏雅”以讽，即欲抑先扬，先事极力铺陈，结尾自我否定，形成肯定——否定的二重结构。然求讽于颂，卒莫可得，因为赋的夸饰铺陈只能是颂，赋家凡写一地、一事、一物，都必以极尽夸饰、骋才炫博为至，作赋本在颂扬，也是赋体凭虚铺陈的要旨。

　　最后是大赋名物和语词的铺陈，司马迁谓相如赋“虚词滥说”、班固谓宋玉至汉赋“侈丽闳衍之词”，并扬雄谓“辞人之赋丽以淫”，其否定性的批评恰恰表明大赋名物和语词的巨丽敷写，这是赋体铺陈的本职，不符合《诗》学讽谏的要求。赋是主物的文学，不同于诗主情和文主事理，正如《西京杂记》卷二假托司马相如论赋所谓“苞括宇宙，总览人物”，又清王芑孙《读赋卮言》谓“赋者，铺也，抑云富也，裘一腋其弗温，钟万石而可撞”，乃在长篇巨制的名物、语词铺陈。“赋”训聚敛，本义是天下古今无数单个之物的类聚，也是赋体铺陈的要义。进而可以考察汉赋大题容涵和散语结构，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，凡云梦、上林周遭地理形势、其内山川土石草木、动植飞走并畋猎场面、猎后庆祝等等，无不详尽铺写。其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用为铺陈，名物如《子虚》“其山则……其土则……其石则……其东则……其南则……其高燥则……其卑湿则……其西则有……其中则有……其北则有……其树则……其上则有……其下则有……”，都是众多名物的直接呈现，具体如最后“其树楩柟豫章，桂椒木兰，蘖离朱杨，樝梨梬栗，橘柚芬芳”，显示物类的无比丰富。又如张衡《西京赋》“其中则有鼋鼍巨鳖，鳣鲤鱮鲖，鲔鲵鲿鲨……鸟则鹔鹴鸹鸨，鴐鹅鸿鹤”，字类连边，鳞次栉比，显示汉字排列的视觉之美。语词形容的铺陈则如《上林赋》一段：

陶沐儿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交通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，她住进了当地的一户寄宿家庭中，遇见了热情友善的房东蕾切尔。在寄宿家庭帮助下，陶沐儿不仅迅速融入当地，还和房东在日常生活中讨论中国文化，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　　沸乎暴怒，汹涌澎湃，滭弗宓汨，逼侧泌瀄，横流逆折，转腾潎洌，滂濞沆溉，穹隆云桡，宛潬胶戾，逾波趋浥，涖涖下濑，批岩冲拥，奔扬滞沛，临坻注壑，瀺灂霣坠，沈沈隐隐，砰磅訇礚，潏潏淈淈，湁潗鼎沸，驰波跳沫，汨濦漂疾。

　　一气直陈的四字句不可点断，呈现语词描写的叠复堆积和连绵形容的声韵系联，资于小学，显示学问，辞藻巨丽，字类繁难，并名物之富、苞览之广，在文本形式上显示汉赋巨制铺陈的博阔厚重，不是赋论所主的《诗》学本位，而是主物的铺陈与《诗》异体，自立于中国文学之林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3年06月26日 13版）贵州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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